各級人民法院強化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為種業振興提供司法保障

目前,我國已形成以種子法、專利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為主體、以有關司法解釋為補充的較為完整的種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通過種子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專門立法保護植物新品種權;通過專利法保護植物品種的生產方法、相關功能基因、編碼蛋白以及載體;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育種技術秘密和經營秘密;通過商標法的商標和地理標志保護種子來源及商業聲譽;通過我國刑法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種子罪、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侵犯注冊商標罪等多個罪名,制裁偽劣種子等農資制假售假犯罪。

9月7日,記者從最高人民法院舉行的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2016年至2020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審結涉植物新品種糾紛民事案件共計781件,其中85%以上為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主要涉及玉米、小麥、水稻等主要農作物,超七成案件品種權人勝訴。

據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郃中林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多措并舉,不斷加大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努力為種業自主創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發揮審判職能 加強審判指導

充分發揮職能,依法保護產權。加強植物新品種權保護是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重點。2016年至2020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審結涉植物新品種糾紛民事案件共計781件,年結案量從2016年66件上升到2020年252件。案件影響很大、增幅很快,其中85%以上為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主要涉及玉米、小麥、水稻等主要農作物,超七成案件品種權人勝訴。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兩優培九”雜交水稻品種權合同糾紛上訴案中邀請袁隆平院士等參與并有效促成當事人和解,在侵害“鄭58”玉米品種權申請再審案中對4950余萬元的高額侵權賠償予以確認。

制定司法解釋,加強審判指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3部有關植物新品種權保護的司法解釋,發布3件涉及植物新品種侵權糾紛的指導性案例。

2021年7月5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二)》,全面總結近年司法實踐,以強化品種權保護、激勵育種創新和保障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為目標,針對實踐中亟須解決的審判難點和新問題,拓展保護范圍、加大保護力度、降低維權難度、完善法律制度、規范鑒定程序,重拳出擊侵權假冒,構筑起對侵權行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鏈條打擊,提升司法保護的及時性和有效性。

改革審判機制 強化工作協同

改革審判機制,提升司法能力。先后設立4家專門知識產權法院和23家知識產權法庭,集中審理包括植物新品種案件在內專業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目前全國共有40家具有植物新品種案件管轄權的第一審法院。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法院于2020年底成立,將緊密圍繞“南繁硅谷”建設,打造國際化高水平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新高地。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后,裁判標準有效統一,審判質效明顯提升,二審實體案件平均審理周期降至120天左右;截至2021年8月底法庭共受理植物新品種二審案件104件,審結78件;2021年3月起,法庭設立專門的植物新品種合議庭,加強對涉種業案件的集中審理和統籌指導。

各地法院還積極探索建立和完善技術調查、專家咨詢等制度做法,在疑難復雜植物新品種案件審理中注重發揮育種專家作用,準確查明技術事實,提高案件審判質效。

建立專家智庫,深化高端咨詢。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建立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專家智庫,專家智庫首批聘請包括鄧秀新等6名兩院院士在內的10名專家,重點就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政策和規則的制定以及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專業技術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強化工作協同,構建大保護格局。最高人民法院注重與農業農村部開展交流合作,共同推進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推動形成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與行政監管執法有機銜接、優勢互補的運行機制。2021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與農業農村部簽署加強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備忘錄并聯合舉辦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座談會;7月6日,組織全國具有植物新品種案件管轄權的高、中級人民法院參加全國保護種業知識產權專項整治行動視頻會議……

轉移舉證責任 降低維權難度

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的生產、繁殖、銷售行為具有季節性、地域性等特點,較為隱蔽,權利人維權時確實存在一定困難。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朱理介紹了人民法院在便利侵害品種權案件的證據固定和事實查明以及降低品種權人維權難度方面所做的努力。

強化證據保全、調查取證、委托鑒定等證明手段的運用。加大對品種權人證據保全申請的支持力度,及時固定、獲取和保存證據。對于品種權人因客觀原因無法取得的證據,加大依職權調取證據力度。規范鑒定程序,明確鑒定人、鑒定方法的選擇以及重新鑒定的條件等問題,提高鑒定的規范性、準確性和科學性。

適時轉移舉證責任,依法適用事實推定。對于被訴侵權品種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稱與授權品種相同的情形,推定被訴侵權品種繁殖材料屬于授權品種繁殖材料,將證明二者不屬于同一品種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訴侵權人。對于被訴侵權物既可作為繁殖材料又可作為收獲材料的情形,規定被訴侵權人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對于分子標記檢測方法得出極近似結論的情形,推定兩者屬于同一品種,將證明兩者特征特性不同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訴侵權人。

強化舉證妨礙制度適用,讓不誠信的被訴侵權人承擔不利法律后果。被訴侵權人有抗拒保全或者擅自拆封、轉移、毀損被保全物等妨礙證明行為,致使案件相關事實無法查明的,推定權利人就該證據所涉證明事項的主張成立。被訴侵權人拒不遵守人民法院的命令,不提供或者提供虛假賬簿、資料的,可以參考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判定賠償數額。

嚴懲套牌侵權 研究前沿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郃中林表示,下一步,人民法院將以新的植物新品種司法解釋實施為契機,以嚴厲制裁套牌侵權行為為重點,不斷提升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水平。

進一步加大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指導各級法院正確把握和準確理解新司法解釋拓展保護范圍、提升保護力度、降低維權難度、促進育種創新的目標導向。秉持有利于權利保護的司法理念,用好舉證責任轉移、舉證妨礙、文書提出命令等制度,善用幫助侵權、懲罰性賠償等重點條文。依法加大懲罰性賠償適用力度,針對套牌侵權行為重拳出擊,在法定幅度內從重判處懲罰性賠償。嚴厲震懾危害種業安全違法犯罪行為,用好用足現行刑事法律制度,保持對農資制假、售假犯罪的高壓態勢和打擊力度,同時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進一步加大對套牌侵權等嚴重侵害植物新品種權行為的法律責任問題。

進一步指導地方法院發揮好職能作用和特色優勢。加強前沿問題研究,指導各地法院結合本地種業知識產權工作特點,積極探索符合當地特色的保護模式。指導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法院和西安知識產權法庭積極發揮職能作用,為“南繁硅谷”和“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建設提供全方位司法保護和服務。指導海南、四川、甘肅、黑龍江等國家級育制種基地、區域性良種繁育基地、育種公共服務平臺和國家種子庫所在地法院,積極研究解決當地司法保護中出現的新問題。指導河南、江蘇、山東、安徽、甘肅等種業較為發達、種業知識產權案件較多的地區,精心打造具備相應能力和規模的專業化審判團隊。指導各種業產業園所在地法院,有針對性地探索和創新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模式,通過司法保護助力種業全產業鏈發展。

背景鏈接一:種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

目前,我國已形成以種子法、專利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為主體、以有關司法解釋為補充的較為完整的種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通過種子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專門立法保護植物新品種權;通過專利法保護植物品種的生產方法、相關功能基因、編碼蛋白以及載體;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育種技術秘密和經營秘密;通過商標法的商標和地理標志保護種子來源及商業聲譽;通過我國刑法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種子罪、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侵犯注冊商標罪等多個罪名,制裁偽劣種子等農資制假售假犯罪。

背景鏈接二:新司法解釋三大亮點

2021年7月5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二)》,全面總結近年司法實踐,加大品種權保護力度,嚴厲打擊侵權行為,切實維護品種權人利益,促進種業自主創新和種業振興。

拓展保護范圍,形成對侵權行為的全鏈條打擊。明確品種權保護對象不受繁殖方式限制;將品種權的保護范圍擴展到許諾銷售環節;充分考慮無性繁殖品種生產、繁殖的特性,將種植環節納入法律規制范圍;針對品種權侵權行為隱蔽、季節性強、多環節參與的特點,將品種權的保護延伸到為他人侵權提供收購、存儲、運輸、加工以及提供證明文件等幫助環節。通過上述規定,構筑起對侵權行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鏈條打擊。

強化司法措施,提升司法保護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在救濟措施上,為防止因訴訟周期過長導致品種權人合法權益受到進一步侵害,規定既可以先行判決停止侵權行為,也可以同時責令采取消滅活性等阻止被訴侵權物擴散、繁殖等臨時措施,大大提高司法保護的及時性和效果;在證據制度上,對于抗拒證據保全或者擅自拆封、轉移、毀損被保全物等妨礙證明行為,致使侵權事實無法查清的,依法推定侵權行為成立,并對有妨礙民事訴訟行為的當事人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絕不姑息。

加大賠償力度,充分彌補權利人的損失。新的司法解釋第十七條列舉適用懲罰性賠償時構成侵權情節嚴重的具體情形,并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規則進行細化;對于情節非常嚴重的情形,進一步規定在計算基數的二倍以上確定懲罰性賠償數額。換言之,對于特定的情節嚴重的侵權行為,實際的賠償總額最低是補償性賠償數額的三倍。

背景鏈接三:套牌侵權從嚴懲處依據

近年,我國種業市場秩序持續優化,侵權行為受到遏制,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成效顯著。與此同時,當前品種套牌侵權現象仍然存在。

套牌侵權是一種通俗說法,主要包含兩種行為樣態:一是直接拿他人的種子套用自己的品種名稱,或者拿自己的種子套用別人的品種名稱,實質上都是“假種子”;二是利用他人的品種稍加修飾改良變成自己的品種。其中,前一種是典型的侵權行為,侵權定性比較容易,后一種行為中,既有侵權行為,又有合法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朱理介紹說,實踐中,人民法院針對前一種套牌侵權行為重拳出擊,形成高壓嚴打態勢,切實讓侵權者付出沉重代價;針對后一種情形,則注意在現行法律框架下科學確定權利邊界,盡可能有利于權利人維護權利。

2021年7月5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二)》在整體加大植物新品種權保護力度的同時,特別對套牌侵權行為作出規定:

對套牌侵權行為參照假冒注冊商標行為從嚴處理。無論侵權人是將自己的品種名稱套在別人的優良種子上,還是將別人的優良品種名稱套在自己的種子上,均系不正當利用別人優良品種的商業信譽進行生產經營。由于植物新品種屬于技術類知識產權,過去往往是參照假冒專利行為來處理。新的司法解釋明確應當參照假冒注冊商標行為處理,可以大大提高對假冒授權品種行為的打擊力度。

對套牌侵權行為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從重處理。套牌侵權行為人往往具有侵權職業化、規模化等特點。根據新的司法解釋,對于具有反復侵權、侵權為業、偽造證書、違法經營等情形的套牌侵權行為,均視為侵權情節嚴重,在計算基數的二倍以上確定懲罰性賠償數額,這樣實際的賠償總額最低是補償性賠償數額的三倍,形成遏制套牌侵權的強大威懾力。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李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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